一、引言
財務學作為我國一門新興學科，從對西方財務學簡單介紹開始，到借鑒西方財務學的基礎上融入我國經濟、制度、文化等因素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財務學理論體系，不過三十多年的歷史。對于三十多年我國財務學的發展變化，國內學者已從不同的視角和不同側面對其進行回顧和總結。如，王化成等從期刊論文角度，系統梳理了我國財務學理論研究的基本現狀和最新進展，從財務學研究范式、研究創新方面，回顧了我國企業財務學理論的情況；王躍武、曹越從產權視角，總結我國制度財務學發展的邏輯主線。也有學者對我國行為財務、非盈利組織財務等不同進行了總結和評述。任何認識都是主體與客體相互作用的結果，而任何理論都是系統化的認識。財務學是人類在長期財務實踐活動的基礎上，通過思維活動所產生的關于財務的系統化的理性認識，是財務主體與財務客體相互作用的過程。對此，筆者從財務學的客體與主體視角，對我國財務學相關問題的研究進行回顧，以期對我國財務學發展有一個全新的認識，為我國財務學研究提供借鑒。
二、基于客體角度的我國財務學研究發展
財務學的客體即財務學的研究對象，影響著財務內涵、目標和功能。財務學的客體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經濟社會環境不斷變化，其經歷了最初貨幣和資金，到后來本金和資本，以及現在價值、財富和資源之說。
我國早期財務借鑒蘇聯模式，是依附于國家財政體系的一個基礎性環節，因而財務也就是對其“貨幣”這個客體進行收支管理。在對蘇式財務客體繼承基礎上進行批判和創新，邢宗江等（1964）提出了財務學以“資金”為對象，而王慶成（1988）又發展了“資金”觀點，并認為財務是企業生產過程中客觀存在的資金運動及其所體現的經濟關系。這一時期資金作為財務客體觀點占據主導地位，籌集資金、墊支資金也成為當時財務的功能。20世紀90年代，財務面臨新的環境與地位，郭復初（1993）提出了“本金”之說，并定義財務是本金的投入與收益活動及其所形成的經濟關系。從財務學歷史演進來看，相對貨幣與資金論而言，本金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斷。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以及受西方財務學的影響，盡管由于傳統上寓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批判的，而諱言“資本”，但資本仍然進入我國財務學的范疇，又被稱作財務資本或金融資本，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本金”主體來源不清的缺憾。有學者便認為財務學是人們在不確定的市場經濟中， 對財務資本的籌集、投放、支出、收回及其跨時間配置從而創造價值的學問，其功能是發現價值、保障經營過程有效運行和創造價值（2008，孫建強）。價值是知識經濟時代財務學的研究對象（羅福凱，2001）。以現代信息網絡為背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 財務學是研究如何創造價值、發現價值和整合價值的一門學問。李心合（2001）在《知識經濟與財務創新》一文中，也提出了由硬資源和軟資源組成的財務資源概念，在傳統硬財務資源基礎上加強財務軟資源的研究，拓展了財務學研究對象的范圍。此時的財務視為通過合理的財務制度安排、財務戰略設計和財務策略的運作，有效培育和配置財務硬資源和軟資源，以求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最大化和協調化，維持理財主體的可持續發展。從廣義財務學角度，蘇萬貴（2010）把財富作為財務客體，認為財富包括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及二者結合物，財務的功能便是取得財富、 使用財富和積累財富。不難發現，財富與泛財務資源作為財務客體有異曲同工之妙， 注重非物質（軟資源）的對象研究。
隨著財務客體的不斷變遷，我國財務學目標經歷了從產值最大化、利潤最大化，到股東價值最大化和企業價值最大化，以及目前公認的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
三、基于主體角度的我國財務學研究發展
相對財務客體而言，財務主體的研究相對復雜得多，理論界爭議也頗多。財務主體曾有一元論、 二元論、 多元性等觀點， 對此王躍武（2009）詳細分析了幾種觀點， 認為不同觀點的產生是由于對財務行為主體和財務產權主體混淆不清所導致。 隨著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公司制形成， 財務主體是由財務行為主體和財務產權主體構成（如圖1）， 財務行為主體是獨立進行財務活動， 展開配置其擁有或控制財務資源使之增值的主體（一般指企業或組織）， 財務產權主體是財務資源的所有者， 是對財務行為主體活動實施控制或施加影響的主體。從財務主體看， 我國財務學業務理論得到快速的發展。
從財務行為主體看我國財務學發展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財務行為主體由單一化向多元化發展，財務學也由主流公司財務向國家、廣義財務等縱向發展；二是公司財務學繼承傳統財務理論的基礎上向多領域綜合交叉發展。
在我國財務學發展的三十多年歷程中，改變了以公司為唯一財務行為主體的局面，涌現出很多非公司財務學領域。（1）國家財務學。國家財務學理論是由我國著名財務學家郭復初教授（1986）提出的，認為國有資本的運行是否健康，是關系到國有經濟運行的決定性因素，因而對于國有資本的管理、營運及其監督進行研究，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具有重要意義。隨后郭復初教授對國家財務的邏輯起點、內涵和內容進行了系統研究。國家財務學的提出，改變了國家只有財政的傳統觀念，厘清了財政與財務的區別，彰顯了財務學的“宏觀性”一面。（2）發展財務學。依據經濟學按國家經濟學發展程度不同可分為傳統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郭復初教授（2006）將財務學分為傳統財務學和發展財務學，并構建了發展財務學的理論結構。（3）非營利組織財務。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政府改革的推進，非營利組織成為現代社會經濟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有部分學者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開始對我國非營利組織財務活動進行研究。（4）廣義財務學論。蘇萬貴（2004）提出了廣義財務學，認為財務存在于所有組織和個人當中，通過各種財務現象，找出財務的共性，進一步認識財務的普遍規律。不管是國家財務學、廣義財務學，還是發展財務學理論，都為我國財務學理論研究帶來了新的視角。
我國公司財務學發展至今，既在傳統公司財務管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也因受經濟、 制度、 環境影響而向其他分支學科發展。我國公司財務管理方面發展體現在： 籌資理論方面主要根據我國現實情況對資本結構、 融資順序、 資本成本、融資方式的選擇、控制權收益、 融資風險等方面進行了研究； 投資理論方面既有對傳統投資理念進行革新的觀點探討，也有緊貼企業投資實際的實證性分析； 分配理論探討較多的是股利分配和管理者激勵； 財務管理其研究方法由規范研究為主向實證研究為主轉變，這與財務學科是一門應用科學， 因而其理論、方法必須經過實踐的檢驗，需要開展實證研究的內在要求保持一致。 我國公司財務學多元化交叉方面的發展，伴隨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發展以及全球化競爭的日益激烈，也有學者提出了公司核心競爭力財務（馮巧根，2003）、 公司軟財務（茅寧，2007）；金融危機的爆發，針對現有公司財務基于陽態經濟條件下，提出了公司陰態財務學（李心合，2009）； 自然環境與生態環境的惡化，使公司可持續發展財務（施平、2010）、公司自然災害財務學（郭復初、干道盛等）應運而生。目前， 我國學術界在公司行為財務、公司集團財務、跨國公司財務等方面也有較深的研究。由于財務學不像會計學那樣，受經濟、社會、文化、制度等因素影響較大，因此也有學者提出了公司相機財務。
從財務產權主體看，我國學者運用產權理論對現代財務理論進行了研究，產生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財務理論成果――財權理論和財務治理理論。（1）財權理論。湯谷良（1994）開創性地從產權角度來思考現代企業的財務問題，并提出了財權是由原始產權派生而又獨立于原始產權的一種財產權的概念；隨后，基于財務“價值”層面和“權力”層面，伍中信教授提出了“財權”=“財力（價值）”+“（相應的）權力”的全新理念。“財權”這一科學論斷提出后，實現了價值與權力、財務活動與財務關系的高度融合，彌補了傳統財務學重財務關系而輕財務活動的缺陷。在財權理論基礎上，引出了財務分層理論的研究。謝志華（1997）從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角度將財務分為終極出資者財務和中間出資者財務、經營者財務。干盛道（1998）從現代企業制度角度提出了所有者財務與經營者財務。（2）財務治理理論。以財權理論為基礎，不斷挖掘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而形成了財務治理理論，主要是通過剩余財權的“流動”與“分割”，旨在釋放財務治理效率，從而提高公司效率的一系列動態制度安排，超越了以靜態范疇研究為主的財務治理（曹越、伍中信，2011）。財權理論、財務治理理論，突破了西方財務學單一的價值主線，對我國資本市場弱式有效和國有企業產權不明晰的情況下，解決公司財務監管問題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我國財務學相關問題研究現狀
從客體上看，財務學客體的研究順應了我國經濟制度環境的變化。就目前而言，財務學客體研究存在不同的觀點，必然形成不同的財務內涵、功能和目標，進而導致人們對財務沒有邏輯上一貫性的認識，這對我國財務學發展產生了不利條件。財務學是創造價值的財務，由于資本的增值性，在大多數財務活動研究中仍以資本特別是財務資本或金融資本作為客體對象，但有許多學者提出了泛財務資源的財務客體，這就導致現代財務學發展的“科學困境”中一個明顯的問題在于研究配置時忽視財務資源與自然資源的關系（李心合，2009）。經濟快速發展產生了自然資源過度消耗、廢氣過度排放以及空氣和水污染日益嚴重等許多環境問題，導致大量社會成本產生，這是源于財務客體范圍研究的局限，從而導致財務行為的不適。隨著社會的發展，自然資源存在價值得到共識，而且其價值不僅僅是經濟價值、還有社會價值和生態價值，這些變化只有在財務學領域及時體現，才能使財務學發展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在面對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時，必須拓展財務學客體的范疇。因此，筆者認為現代財務學應以資源為研究客體。資源理念其實早已進入財務學者研究的視線。著名財務學家羅伯特・莫頓教授（1997）認為，財務是人們研究如何對稀缺資源進行跨時間配置的學問。我國伍中信教授（1998）也提出資源配置是現代企業的基本職能。財務學客體“資源”是一個廣義資源概念，即包括傳統財務資源（資本）、實物資源、知識資源和自然資源等各種資源的綜合。財務客體研究中既要考慮不同資源創造經濟價值，還要考慮創造生態價值，同時還要考慮不同資源之間相互影響的財務關系。因此，將資源作為財務的客體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財務學發展中的困境。以資源為客體的財務是人們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對資源的籌集、投放、支出、收回及其跨時間配置的學問，其功能是培育和利用資源，其目標是資源利益相關者的價值最大化和協調化，維持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從客體與主體整體關系看，對財務主體的研究要遠遠多于對客體的研究。我國財務學改變了以公司為唯一財務行為主體的局面，涌現出很多非公司財務學領域， 公司財務學也向多領域綜合交叉發展。 而最值得關注的是我國財務學的產權主體研究，將財務關系與財務活動， 價值流和權力流高度的融合，增強財務學的社會性。正如著名的行為財務學家卡托納（George Katona）等人認為，現代財務與傳統財務的最大區別在財務活動的立足點上發生了根本變化，“物的財務”為“人的財務”所代替。從唯物哲學范疇看，主體和客體是在實踐基礎上同時產生、同步發展的，是在實踐中實現主體與客體的辯證法的統一。但遺憾的是，學術界至今都沒有用客體與主體辯證統一的思路來思考與審視財務學研究，以至于對財務客體漠視，遠離生態問題， 又成為了現代財務學發展的困境。因此，從客體與主體辯證統一的關系視角研究我國財務學問題，有利于財務學發展走出當前的迷局， 促進財務客體與主體協調發展，有助于形成人與物共同財務的理念，維持財務學的可持續發展。
五、基于客體與主體關系的我國財務理論框架構建
任何一門學科的理論，都需要一種概念框架作為統一推理的依據。我國財務學作為一門學科已經有三十多年的歷史，財務客體方面和財務主體方面的研究已經獲得了一定的發展和成就。但迄今為止，我國財務學還沒有形成一套成熟和規范的概念框架或理論結構，這嚴重阻礙我國財務學的發展。對于我國財務理論框架研究，李心合教授（2001）提出了財務概念框架由財務環境理論、財務基礎理論、財務戰略理論、財務運作理論四個層次構成；王化成教授（2006）建立了以財務環境為邏輯起點，以傳統財務理論研究的效率市場假說和新興的行為財務理論為分析前提，以公司價值為落腳點的財務理論框架；也有其他學者認為財務學理論框架由起點論、基礎理論、目標理論和運行理論構成（陳興述、馮琳，2005）。本文繼承和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以財務客體和主體的關系構建我國財務理論框架（如圖2），對我國財務學研究做有益的嘗試。
從我國財務學發展歷程看，財務環境對財務客體和財務主體都有著全面的和直接的影響，因而仍將財務環境論作為基于客體與主體關系構建我國財務理論框架的邏輯起點。財務就是物質的客觀性和意識的主觀性統一，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財務客體和主體的具體范疇會發生變化，因而形成相應財務客體論和財務主體論，構成了財務學整體框架兩條邏輯主線。
世界是物質的，財務的客體屬于物質范疇，決定著財務的本質，因而在客體理論指導下形成財務基礎理論，有助于財務是什么、起到什么作用、達到什么目標幾方面達成統一的本質認識。隨著產權理論、公司治理理論運用到財務學領域，財務學不僅關注財務活動（價值流）的研究，還要注重財務關系（財權流）的研究，因此對體現財務關系的產權主體和體現財務活動的行為主體研究作為理論框架的一部分是未來財務學發展的必然要求。社會生產力的加速發展、社會分工程度的提高和分工結構的優化，決定著財務行為主體具有多樣性。對于私人家庭、社會組織、公司和國家來說，公司是經營財產效率最高的經濟組織，因而公司財務是財務學的核心行為主體，但由于其他非盈利組織對經濟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從財務行為主體方面需要構建公司財務學理論和非公司財務理論。公司財務是主流財務學，隨著資本網絡化的發展，要形成廣義籌資、投資、分配通用業務理論，而在通用理論的基礎上，公司財務又向集團財務、跨國財務、環境財務等多分支發展，以后還會有新的分支學科出現。同樣，在公司通用財務理論的影響下，非公司財務學也向多元化發展，未來還將會有其他組織財務呈現。
從財務客體與主體關系構建我國財務學理論框架，一方面有利于促進財務客體與主體辯證統一、協調發展，更好地指導財務實踐活動，形成對財務學的統一認識；另一方面，將財務關系與財務活動、價值和權力融合，更是價值表現（客體）、價值創造（行為主體）和價值權力（產權主體）三者的整合，有利于形成人與物共同的財務，維持財務學的可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