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新常態最早見于國外金融機構對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復蘇過程的描述。經濟新常態概括了這種狀態，于是被廣泛地移植和使用。用于描述我國經濟時，經濟新常態所指代的階段、強調的重點仍未固定。經濟新常態有時被用于指代當前三期疊加階段，有時用于指代未來中高速增長階段，有時用于指代對2003年以來“非常態”增長的回歸。然而，隨著我國經濟形勢發展和討論增多，經濟新常態內涵逐漸明晰。
一、經濟新常態的提出——從“克強經濟學”到“習近平常態”
2013年4月，國內第一次提出“克強經濟學”的中文概念，指出新政府的宏觀管理思路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強化市場、放松管制、改善供給將取代需求管理成為新政府的施政重點，大規模刺激不可能重演。
判斷雖易，堅持不易，尤其是2014年以來，經濟失速下滑、房市搖搖欲墜、央行定向降準……，面對問題重重的中國經濟，是要放任崩盤？還是要走刺激經濟的老路？社會各界質疑聲不斷。
在這樣的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于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工作時第一次提出經濟新常態，指出中國經濟已迎來不同于任何歷史時期的經濟新常態。經濟新常態的提出使中國社會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經濟正逐步告別粗放式發展的舊常態，正逐步走向集約式發展的經濟新常態，未來一段時間中高速增長將成為一種常態。
經濟新常態一詞一經提出便得到國內外各界的廣泛關注，但對經濟新常態的理解卻一直未達成共識。2014年11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APEC領導人峰會上首次從增速、結構、動力三個方面系統地闡述了經濟新常態的內涵。
201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又進一步豐富了經濟新常態的內涵，至此，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內涵得以明晰。與其他國家以危機救助為目標提出經濟新常態不同，我國經濟新常態是在客觀認識國內外形勢的基礎上所做出的從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的一種判斷。如果說“克強經濟學”是為當期中國經濟開出的一劑良方，“習近平常態”則是給出了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方向。
二、什么是經濟新常態？
經濟新常態之“新”，意味著不同以往；經濟新常態之“常”，意味著相對穩定。其中，“新”體現在幾個轉變，即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型增長轉向集約型增長，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從要素、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常”則意味著這種轉變不是短期的、暫時的，而是長期的、持續的。
深入認識幾個轉變的內涵是全面理解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要基礎。經濟增速的變化是經濟新常態的基本特征；經濟發展方式的轉換是經濟新常態的基本要求；經濟發展動力的轉換是經濟新常態的核心內涵；資源配置由市場起基礎性作用是經濟新常態的機制保障；產業結構轉換是經濟新常態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主攻方向；經濟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轉換是經濟新常態的發展結果。因此，經濟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走向經濟新常態的發展邏輯將是：以中高速增長為出發點，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助力培育新的增長動力，并以產業為載體實現經濟結構優化升級，進而完成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與舊常態相比，從宏觀總需求、微觀市場特點、經濟風險、資源配置和宏觀調控等方面來看，步入經濟新常態的中國經濟正在發生以下9大趨勢性變化（見表1）。
表1 經濟新常態相對傳統模式的趨勢性變化
傳統模式 經濟新常態
需求 消費需求 模仿性排浪式 個性化、多樣化
投資需求 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 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
出口和國際收支 國際市場空間擴張很快 全球總需求不振、低成本比較優勢發生變化、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
供給 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 供給不足 產能過剩，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征
生產要素
相對優勢 勞動力低成本 人口老齡化、農業富余勞動力減少
市場競爭特點 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 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
資源環境約束 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 環境承載能力已達到或接近上限
風險 經濟風險積累
和化解 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隱性風險逐步積累 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風險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
調控方式 資源配置方式和宏觀調控方式 刺激性宏觀政策 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
三、認識經濟新常態的幾個重要原則
經濟新常態對應著潛在增速、經濟結構、增長動力三大變化。進入經濟新常態，宏觀經濟運行、企業盈利、財政收入、區域發展等都將出現與以往不同的變化。客觀、準確地認識經濟新常態需要關注以下幾個原則。
第一，增量和總量變化的關系。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中，部門內的優勝劣汰帶來的力量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傳統生產要素從效率低下的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的轉移仍占重要地位。結構變化中，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重要，但投資依然對促進中長期增長發揮著基礎性作用，優化投資方向、提高投資效率的空間仍較大。服務業成為重要的新增動力，但其主要部門仍是生產性服務業。只有在鞏固工業發展的基礎上才能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正確處理增量和總量的關系，進一步優化傳統增長動力，才能為新動力的培育提供寬松的經濟環境。
第二，潛在增速和實際增速的關系。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我國經濟具有較長時間保持7%左右增長的潛力。然而，一方面這樣的增速需要通過推進改革，適應供需條件變化，培育經濟新動力才能實現；另一方面潛在增速也不應成為每年的目標增速。受到內外部各種因素的沖擊，實際目標增速需要同時考慮潛在可能性和現實條件。
第三，歷史規律和現實創新的關系。無論是經濟新常態還是中高速增長階段，都是結合歷史經驗和邏輯推演的預測，是排除不確定性影響后對大概率事件的估計。20世紀70年代，沒有歷史經驗、也沒有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能夠確鑿地預測到我國這樣一個超大經濟體能持續高增長30年。當前技術革命速度加快，國際化程度高于歷史水平，雙邊多邊合作提供的發展機遇難以估量，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發展提供需求的空間超越以往，能源革命對全球經濟積極影響還有待評估，進入經濟新常態仍有大量不確定的因素。歷史規律只是參考系，經濟能健康可持續運行，生產要素能得到充分利用，才是未來確定現實增速的直接依據。
四、經濟新常態超越了哪些舊教條？
中國經濟新常態在本質上是一個從傳統的穩態增長向新的穩態增長邁進的一個“大轉換時期”，與發達國家經濟新常態近年來所言的“危機后經濟恢復的緩慢而痛苦的過程”具有很大的差別。
一是經濟新常態不是重返危機前繁榮狀態的恢復過程，是在全面結構性改革進程中重構新的增長模式和發展源泉的過渡過程。
二是經濟新常態是一個增速變化的常態。它是一個潛在經濟增長在波動中逐步回落的過程，不是馬上就步入新的穩態增長路徑，因此它不是一個增速不變的常態。
三是經濟新常態的主題詞是“改革”、“結構調整”，而不是“危機救助”。經濟新常態不僅是一個“去杠桿”、“去產能”的危機救助過程，更為重要的是，它是一個結構問題在不斷凸顯中得到重構的過程，一個風險在不斷暴露中得到緩釋的過程。因此，改革和結構調整是經濟新常態的重中之重。
四是中國經濟新常態更具有復雜性。它不僅是房地產周期、全球化周期、存貨周期以及固定投資周期疊加的產物，同時也是“增長速度的換擋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中等收入陷阱敏感期”等多期疊加的產物。因此，無論與其他國家相比還是與舊常態的中國經濟相比，經濟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將更為復雜。
五是中國的經濟新常態結構性改革的主體不是發達國家的局部調整，而是全面改革與全面結構優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