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影響我國農業上市公司績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通過對近年來相關文獻的梳理，歸納了農業上市公司績效影響因素，探討了企業股權結構、“非農化”經營、管理層激勵制度以及政府的扶持政策等因素與農業上市公司績效的關系。提出了現有研究的不足，并對今后研究方向進行了展望。
關鍵詞：農業上市公司 股權結構 “非農化”經營 管理層激勵 政府扶持
一、引言
農業企業尤其是農業上市公司的發展對于促進我國農業產業化、增加農民收入等方面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對于農業上市公司績效影響因素的研究，有助于剖析農業企業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問題，進而為改善農業上市公司的經營管理有著積極意義。近年來，國內對農業上市公司的研究文獻日益豐富，研究發現，我國農業類上市公司的績效低于我國A股市場總體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但年均績效呈遞增趨勢（林樂芬，2004；孟令杰和丁竹2005）。影響我國農業上市績效因素是多方面的，現有文獻的探討主要集中在企業股權結構、“非農”化經營、管理層激勵制度以及政府的扶持政策等四個方面。本文對近十年來國內關于農業上市公司的研究文獻進行了梳理，從以上四個方面對影響我國農業上市公司績效的因素進行了歸納，并對農業上市公司未來研究的方向作出展望。
二、上市公司績效的影響因素：理論綜述
（ 一 ）股權結構與農業上市公司績效 股權結構是公司所有權的安排，決定著公司治理的有效性，進而影響經營業績。相對于其他行業的上市公司而言，我國農業類上市公司絕大多數都是由國家控股，股權結構過度集中（許彪等，2003）。學界對于農業上市公司的這種股權結構與企業績效的關系所作的研究，得出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結論。（1）有害論。許彪等（2003）認為，在國有農業上市公司中，由于國家控股且股權過渡集中，導致了農業上市公司資源配置功能弱化，同時容易形成事實上的內部人控制，致使同股不同權、同股不同利和同股不同責，使小股東利益受損。劉子旭等（2010）通過對我國48家農業類上市公司2006年至2008年相關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發現我國農業上市公司國有控股對公司價值有負面影響，流通股比例對公司價值有正面影響，股權結構的分散化有助于提升公司價值。任海云等（2010）的研究發現，在剔除政策優惠前后，農業上市公司的國家股比例與企業績效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而法人股比例和前10大股東持股比例與公司業績則有著顯著的正相關性。不僅在國有農業上市公司中存在股權結構畸形現象，在民營農業上市公司中，也同樣普遍存在“一股獨大”的股權結構，控股股東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公司利益與中小股東利益，從而降低了控股股東治理的職能（李斌寧，2009）。（2）有益論。王懷明和楊貞艷（2004）通過對我國農業類上市公司的實證表明：我國農業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與國有股比例呈正相關，與法人股比例呈“倒U型”關系，與流通股比例呈負相關，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呈負相關，與股權制衡度呈正相關。（3）非線性關系論。趙昶（2008）通過研究發現，我國農業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集中度與公司價值之間普遍存在一個“倒U”的非線性關系，并且股權結構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在企業不同成長階段而不同：在成長階段，農業上市公司股權集中度與公司價值是一個“倒U”關系；處于成熟階段的公司集中度與公司價值則是“U”型關系。
（ 二 ）“非農”化經營與農業上市公司績效 近年來，我國農業上市公司出現了一個非常明顯的跡象，那就是“非農化”經營現象，也叫“背農”現象，即一些本來屬于農業板塊的上市公司通過資產重組改變了行業屬性，或者是尚在農業板塊的公司不斷將存量或增量資金投向非農產業以實現產業轉型（徐州紅，2003）。（1）“非農”化經營的原因。我國農業類上市公司之所以熱衷于“非農”化經營，主要有產業層面和企業管理層面兩方面的原因（彭熠等，2007）：從產業層面看，由于一些“天然因素”，以及我國在政策上對農業長期“抽血”和投入不足（馬曉河，2004），導致了我國農業基礎薄弱、抗風險能力不強，農業的比較利益較低。同時，由于傳統農業屬低效產業，投入周期長，利潤率低，驅使農業上市公司向那些見效快、收益率高的非農行業擴張（張國艷，2006），因此，“非農”化經營是資本的逐利性本能所致（郭巧莉，2009）；從企業層面看，農業上市公司大多規模偏小、流通市值較低，比較易發生資產重組和主業轉型。另外，一些企業為了享受國家對農業的優惠政策，借助農業這一“殼資源”實現企業上市的目的，并獲取國家的相關優惠政策，而實際業務卻不在農業。（2）“非農”化經營的影響?！胺寝r”化經營作為農業上市公司的經營戰略，是農業公司多元化經營戰略的具體體現。多元化經營戰略可以分為相關多元化經營和非相關多元化經營兩種，在未完全背離農業的情況下，農業上市公司非農化經營的程度可以通過其非相關多元化經營程度來衡量（彭熠等，2007）。理論研究表明，多元化經營對公司績效的影響有利有弊：一方面，多元化經營能夠幫助企業優化資源配置、建立內部市場，從而分散經營風險，但另一方面也會增加企業的代理成本及其他運營成本。熊風華和彭玨（2009）通過實證研究發現農業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程度與企業資產收益率和凈資產收益率負相關，與收益率標準差系數正相關，即現階段我國農業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經營會降低公司績效，并加大經營風險。因此，非農化經營從整體上降低了農業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彭熠，黃祖輝，邵桂榮，2007）。鑒于當前我國農業上市公司“非農化”經營產生的原因，以及“非農化”經營給農業上市公司帶來的負面影響，應從政府和企業兩個層面加強管理。政府應該著力改善農業投資經營環境，加強制度創新，引導農業上市公司專注于農業（彭熠，黃祖輝，邵桂榮，2007）；而農業上市公司則應當實施專業化經營戰略，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才實施與主業相關的多元化戰略，盡量避免非相關多元化經營，減少對高風險行業的投資，以降低企業經營風險（王娟，2010）。
?。?三 ）管理層激勵與農業上市公司績效 管理層激勵與企業績效的關系一直是管理學研究的重點問題，管理層激勵包括薪酬激勵和股權激勵。很多學者發現管理層激勵強度與公司盈利是顯著正相關的。Joscow、Rose&Shepard（1993），Mehren（1995），Hall & Liebman（1998）等人通過實證研究表明，企業高管的報酬激勵是提高公司盈利水平的重要動力，高管的持股比例與企業業績存在正相關性。那么，在我國的農業上市企業中，管理層激勵機制存在哪些特點？農業企業對高管的激勵如何影響企業績效？（1）農業上市公司管理層激勵的特點。我國農業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增長幅度相對較低，同時，高管團隊的持股比例也較低（彭熠，2006；2009）。劉子旭等（2010）通過實證研究發現，農業公司高管持股比例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公司價值。而當前我國農業上市公司高管人員持股數量普遍偏低，2006年至2008年我國農業類上市公司中有37.5%的高管人員沒有持有公司股份，所有企業的高管人員持股總量只占該類上市公司總股數的1%?？梢?，通過高管持股來激勵經營者的措施在農業類上市公司中并不多見。（2）管理層激勵不足對農業上市公司績效的影響。管理層激勵不夠可能是導致我國農業上市公司績效低下的一個重要原因。彭熠（2006；2009）通過實證研究討論了我國農業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激勵和股權激勵與企業經營績效之間的關系，發現我國農業上市公司管理層激勵強度與企業績效存在較強的正相關關系。但當前我國農業上市公司由于對管理層的激勵不足，使得管理層缺乏與公司盈利的聯結機制，從而導致他們缺乏提升企業綜合經營績效的動力，從而不利于企業盈利的增長。但也有與此不完全一致的觀點。冷建飛（2007）以我國農業上市公司2002～2005年的數據做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農業上市公司管理層收入的激勵效應和背離效應同時存在，農業上市公司管理層收入與公司盈利之間的倒U型關系，充分說明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下，激勵效應起主要作用，提高管理層收入有利于提升企業的盈利水平；但超過某一臨界點以后，背離效應占居了主要地位，管理層收入與企業盈利呈負相關。（3）農業上市公司管理層激勵不足的成因。導致我國農業上市公司管理層激勵強度不夠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在經濟轉型背景下，農業上市公司大多由國家控股，而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的制定又大多由上級行政主管部門決定，因此，管理層薪酬決定機制的市場化程度不高，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農業上市公司管理層薪酬與公司績效匹配程度不高（彭熠2006）。鑒于此，農業上市公司要想充分發揮管理層收入的激勵效應，就應該完善適合農業上市公司的收入激勵機制，拓展管理層收入的形式，鼓勵和增加管理層持股，以實現農業上市公司盈利水平的高速增長（冷建飛2007）。 （ 四 ）政府扶持政策與農業上市公司績效 基于對農業產業化的支持，國家對農業上市公司實施了較強的補貼扶持政策，這種補貼優惠政策對于農業上市的經營績效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政府對農業上市公司的扶持手段主要包括直接的稅收優惠、稅收返還以及財政補貼等三種方式（陳曉和李靜，2001）。（1）政府扶持農業上市公司的動機。政府（尤其是各級地方政府）之所以對本地區的農業上市公司予以扶持，是出于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面的原因。在政治上，農業企業因其在我國農業產業化和促進農民增收等方面的特殊意義，中央政府于2001年11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做出了“扶持產業化就是扶持農業，扶持龍頭企業就是扶持農民”的論斷，而各級地方政府為了貫徹執行中央的決定，必然要加大對農業企業尤其是農業上市公司的扶持力度；而經濟上的原因則是基于我國各級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驅動，其目的在于抑制本地區的資金外流，同時將其他地區的資金吸引到本地區。（2）政府扶持對農業上市公司的影響。在我國，政府補貼占農業上市公司總利潤的比例越來越大。但是政府在給予農業企業補貼的同時通常是有附加條件的，如要求企業幫助農民增收等，而政府的這些帶有公益性的目標與企業自身的市場化目標有時是相沖突的；另一方面，由于來自政府的補貼收入缺少長期性、穩定性和增長性，使得企業運轉的基礎缺乏穩定性，從而導致農業上市公司的競爭力削弱（沈曉明，2002）。同時，由于政策扶持對我國農業上市公司財務指標短期內有很大的影響，容易導致企業對政策形成強烈的依賴，而忽視企業自身的經營管理，因此不利于農業企業自身的穩定發展（湯新華，2003）。鄒彩芬等（2006）通過實證分析顯示，稅收優惠政策對農業上市公司產出無明顯效應，而直接財政補貼政策的副作用是顯著增加了企業的償債能力，從而導致了企業管理層的尋租及偷懶行為。并且，由于國家目前的財稅補貼政策直接形成農業上市公司利潤，這表面雖然抬高了農業上市公司盈利水平，但并未對農業上市公司實際經營績效的改善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相反在許多方面產生了顯著的消極影響，如對農業上市公司主業成長、未來發展、經營管理等方面都有明顯的負面作用（彭熠，2006）。如果對剔除政策優惠前后進行比較，會發現公司業績排名發生了較大變化（任海云等，2009）。而冷建飛和王凱（2007）運用農業上市公司2002年至2005年的財務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稅收補貼和收入補貼兩種手段的影響是有明顯區別的，其中稅收補貼對上市公司盈利影響顯著，而收入補貼對上市公司盈利影響不顯著；稅收補貼與收入補貼有助于增加農業上市公司當期的利潤，但對農業上市公司提高長期的競爭能力不利，從長期看會降低農業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同時還有研究表明，政府的扶持政策本身也是缺乏效率的。林萬龍等（2004）通過對2000年至2002年農業上市公司實證分析表明，我國政府對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扶持政策并沒有直接帶來政策所期望的農業相關產出的增長，對當地農產品原料產銷的帶動作用也不明顯。
三、總結與展望
縱觀已有研究文獻，影響農業上市公司績效的因素主要有企業股權結構、“非農”化經營、管理層激勵制度以及政府的補貼優惠政策等四個方面。在股權結構方面，我國農業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股權結構畸形、股權過于集中的問題，從而降低了控股股東治理的職能，弱化了資源配置的能力；在經營戰略方面，我國相當一部分的農業上市公司都存在“非農”性的多元化經營行為，降低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在激勵機制方面，則存在著農業上市公司管理層的激勵強度不夠的問題（薪酬激勵和股權激勵強度都比較弱）；而在政策扶持方面，由于各級政府給予農業上市公司的稅收優惠、稅收返還以及財政補貼使得農業上市公司業績對政策扶持產生了巨大的依賴性，從而導致了企業管理層的尋租及偷懶行為，降低了企業的盈利能力。由于以上四個方面的因素，導致了我國農業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普遍偏低。但是，現有文獻的研究還存在著兩個方面的不足：對于農業企業的屬性探討不夠，以及在此基礎上對農業上市公司與其他行業上市公司在經營管理上的差異性研究比較缺乏；對于農業企業經營領域的行業細分不夠，基本上是在“大農業”的層面上進行籠統性的研究。農業可以細分為農、林、畜、牧、漁等幾個子行業，由于不同的農業企業經營方向所涉及的農業子行業不同，其生產要素和產品屬性是有差異的，進而他們的生產經營的影響因素和作用機制應該也是不同的，但是現有文獻缺乏這種細分性的研究。以上這些方面可以成為今后農業企業的研究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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