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會計模式的形成與其所處的政治、法律、經濟、文化、教育和宗教等社會環境密切相關，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一國會計體系的行成，并影響其會計制度的建立與完善。正是由于會計環境差異的存在，導致了各國會計模式具有其各自的特點。德國與我國在會計環境方面存在很多差異，但同時由于其經濟模式和文化背景等與我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中德會計具有很強的可比性。通過對兩者的比較，對于我國會計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政治經濟環境
德國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社會市場經濟制度。其基本出發點是將市場的自由競爭與社會公平有機的結合起來，在保護競爭的同時，通過法律和政策對社會經濟運行實行宏觀調控，限制壟斷。這種調控包括對整體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和對企業行為的微觀調控兩個層次，這決定了德國的會計目標并不是單純地定位于一種模式，而是定位于“受托責任觀”與“決策有用觀”的結合。由于德國的資本市場與英美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處于相對不發達的狀態，企業資金的主要來源是銀行貸款。在這種情況下，銀行成為了企業會計信息的主要使用者，資本市場對會計信息的關注程度并不高。德國的銀行不僅為企業提供貸款，還可以通過各種方式享有企業的實質性股權，參與企業的經營決策，從而影響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因此，銀行不需要通過公開的會計信息披露獲取相關的決策信息，而是通過內部信息交流渠道完成。作為企業最大的債權人，銀行主要關注的是企業的資產規模和償債能力，因而德國的企業在資產計價和收益計量方面極為穩健。
我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個體私營經濟受國有經濟的影響也接受國家的引導和監督。我國現階段對銀行業實行的是較為嚴格的分業經營制度，即銀行不得投資于證券、信托、保險三項業務。企業對銀行的負債絕大部分實質上是“國家對國家”式的，因此會計信息首要的和最主要的使用者是國家，會計目標定位于“受托責任觀”。另外，我國證券市場逐步走向成熟，更加注重對投資人利益的保護，對于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要求越來越嚴格。
兩國政治經濟環境的一大共同點就是在鼓勵市場競爭的同時，強調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對于經濟運行的干預。但經濟體制的差異對中德兩國會計模式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一方面，所有制的不同直接影響會計信息的使用及會計目標的定位。財產所有者始終是會計信息最大的使用者。多種所有制并存使得會計目標要滿足各方面的信息需要。另一方面，資本市場的發達程度直接影響會計信息的使用者及對披露會計信息質量的要求。資本市場越成熟，投資者對會計信息的需求就越迫切，對信息披露的要求就越嚴格。
我國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經濟體制要求會計目標定位應多元化，會計信息的披露應當最大限度地滿足各類會計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另外，我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需要可靠、相關的會計信息，并且要求通過謹慎的會計行為應對客觀存在的市場風險。
��二、法律環境
德國是大陸法系的代表國家，社會市場經濟的運行也是依靠完備的法律體系來規范的，其會計嚴格服從于法律要求，具有很高的法律效用和強制性，企業在會計政策運用上的靈活度很小。會計規章制度被列入了公司法、稅法和商法及其細則的法律條款中，因此沒有單獨的會計準則。其中公司法具有主導影響，企業按照不同的組織形式分別執行股份公司法和有限責任公司法；很多具體的會計規范都來源于稅法，比如“稅收決定原則”要求會計記錄和報表的編制都應當服從于稅收目的；商法對德國企業會計的各方面都作出了詳細的規定，不僅包括財務會計的基本原則，還包括簿記、審計要求、會計資料保管、會計資料的法律應用要求等。
而我國的法律制度相對于歐美發達國家相比尚需完善，會計事務的處理以《會計法》為基礎，并遵守國家財政部以發布行政法規的方式制定的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以及各個地方業務主管部門制定的本地區、本部門的會計制度或者補充規定，會計規范兼具約束性和靈活性。其中，會計法側重于調整會計人員的行為，會計準則和制度則側重于規定會計業務處理的具體環節。這些會計法律法規所涉及的總體內容較為全面，但是具體內容較為簡明概括，可操作性不強。
與英美為代表的海洋法系國家通過民間會計機構制定會計準則的模式相比，中德兩國的會計法律法規均是由國家制定和發布。另外，中德會計規范的具體內容也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均規定了簿記義務人、簿記原則與要求、會計報告原則與要求、會計報告的審計與公布、會計資料的保管等內容。但不同的法律環境對會計事項的具體處理方法有著重要的影響，從而產生不同的會計信息。
因此，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制度是會計健康發展的基礎。我國應當完善會計立法，加強會計法律的強制性；健全會計法律體系，優化內容，提高可操作性。
��三、文化環境
德國文化深受羅馬文化的影響，崇尚紀律與規則，凡事都要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比較缺乏靈活性和變通性，傾向于規避風險。德國會計模式的形成和會計制度的建立在其嚴謹、自律的文化背景影響下，強調立法和規范管理；信息披露偏向保守，企業可以在對外報表中盡可能少地提供信息；會計核算極端穩健，企業可以合法地低估利潤和資產，加速折舊法被普遍使用；嚴格遵守歷史成本原則，企業為估計未來費用和損失計提多種準備金。但隨著歐盟一體化向縱深發展，德國傳統的會計模式逐漸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因此德國會計已經積極地參與到國際會計準則協調化的進程中。
中國傳統文化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深遠，主張民本思想、等級思想及和諧思想。首先，主張百姓是國家的根本，將人作為社會的中心和主宰者，注重人倫情感。其次，階級觀念明顯，講求集體主義，國家利益高于一切。這決定了會計的目標和會計信息披露主要是為了滿足國家宏觀調控和公眾利益的需求，是典型的政府主導型會計。第三，中國人同樣也是風險規避者。我國《企業會計準則》明確地將謹慎性原則作為會計信息質量要求和會計核算的基本原則之一，要求企業不應當高估資產或者收益、低估負債或者費用。我國文化開放包容、融合創新的特點使得會計思想受到美國的強烈影響，具體會計業務的規范方式借鑒了以英美為代表的判例法國家的會計準則形式。由于當今中國市場國際化、企業實施跨國經營和資本市場發展的需要，企業必須提供真實可靠、公允、可比性強，并且能夠滿足國外投資者和債權人需要的會計信息，中國會計也逐漸開始了國際化的改革。
中德兩國均傾向于規避風險，遵循穩健性原則。但中國人善于憑借已有的知識和經驗，對客觀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做出直觀判斷。因此，中國企業的管理者在會計政策和會計方法的選擇上更容易受主觀因素的影響，導致會計信息有失準確和公允。而德國人卻更注重法治，普遍自覺遵守各種規章制度，誠實守信，并且擁有非常嚴格的監督機制。
因此，我國會計政策的選擇應當要切實改變重人倫情感為重人文秩序與社會責任，由重“人治”向重“法治”轉變；同時積極參與會計國際化進程，深入開展區域間的溝通、對話與合作，逐步建立符合本國實際和國際準則要求的會計理論和方法。
��四、教育環境
德國對于會計人員的界定有著嚴格的要求。其中，一部分是初、中級水平的會計人員。他們通過職業教育途徑參加職業培訓和專業實踐，畢業后可在企業做核算員或主要會計工作人員的助手。積累一定的工作經驗并參加再培訓，通過總賬會計的考試，才能從事會計主管的工作。另一部分是會計審計師，也是德國會計專業領域層次最高的行業人員。他們必須擁有高等教育背景，并經過三至四年的專業實踐，通過國家考試，還需經過一定的程序，證明其能夠履行相關的責任與義務，按規定投保個人相關保險后，才能成為一名會計審計師。此外，德國對于注冊會計師所受教育和實踐經驗的要求也是世界上最高最嚴的，其對于注冊會計師職業犯罪的懲罰也十分嚴厲，所以注冊會計師參與舞弊的事件很少發生。
我國《會計從業資格管理辦法》規定，只有取得會計從業資格證書后才能從事會計工作，但并沒有關于專業實踐能力的具體要求。在會計專業技術資格考試的有關規定中包括了對會計人員學歷和工作年限兩方面的要求，并規定在取得會計專業技術資格后，須接受相應級別的繼續教育。中國的注冊會計師也需要具備較高的專業技能和豐富的實踐經驗。但是，我國注冊會計師在執業的過程中，由于專業準則的執行力度不夠，內部質量控制制度不完善，風險意識、責任意識和道德意識不強等原因，導致注冊會計師遭受刑事處罰的案例時有發生。
兩國雖然均未對從事會計職業人員所學的專業加以限制，并都對注冊會計師的綜合能力有較高要求，但是德國會計更加注重專業實踐能力，法律對會計行為的約束力和監督力非常強。而我國會計則更加注重理論知識，有關會計職業犯罪的法律規定仍需完善。
所以，在注重會計理論知識教育的同時，應當加強對會計人員專業實踐能力的培養和提高；同時，應當完善會計監管機制，加大對會計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確保會計準則的有效實施。
��五、宗教環境
德國的主要宗教信仰是基督教，總人口中約有66.4%的人信仰福音新教和羅馬天主教，其他宗教信仰還有伊斯蘭教、東正教和猶太教等。德國的宗教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宗教教會在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和學校教育等方面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宗教信念已經深深地滲透到人們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中。信教人士在宗教信仰和職業道德的雙重制約下，往往更為中立和誠實，自我約束意識強。所以盡管德國的審計力量不是很強，但會計丑聞卻鮮有發生。
雖然宗教對于中華民族的影響歷史久遠，但是長期以來，儒家思想的傳統倫理觀念淡化甚至取代了宗教意識，使得宗教信仰對于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微乎其微。因此，我國會計人員的自律意識幾乎不受宗教信仰的影響，從而使職業道德教育對于我國會計人員在會計工作中能否保持廉潔自律、客觀公正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德國的宗教信仰對于會計職業道德準則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一定影響，并與職業道德一起，在精神層面制約會計行為。而中國受宗教信仰的影響較弱，會計人員的會計行為主要依靠職業道德來約束，并且許多內容被直接納入了會計法律制度，具有相當的強制性。
因此，我國應當加強會計職業道德的約束力和監督力，增強會計職業道德修養，重視誠信教育，提高會計人員的自律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