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在中國的傳播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族觀經過發展和相對完善以后，在20世紀初開始傳入中國。但是，大量地、自覺地傳播是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后，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正如毛澤東所說，“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①其中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民族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民族理論在中國的傳播，主要是通過兩種途徑：一種是中國的老一代革命者，特別是我黨的第一代領導人，到法國、德國和俄國（后為蘇聯）學習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民族理論，回國后在實踐中研究和傳播了民族理論。一種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民族理論的著作在中國的翻譯出版，使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得以傳播。②
在十月革命的影響和“五四”運動的洗禮下，以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等為代表的一批早期共產主義者在實踐中組織革命團體、創辦革命刊物和撰寫發表文章，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了廣泛的宣傳，這使得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也開始傳到中國。早期的先進知識分子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是經過1908年的《共產黨宣言》譯本和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部分文稿。1920年由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譯本在上海出版，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也被譯成中文介紹到國內，它們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經典著作。值得一提的是瞿秋白對斯大林《關于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當前任務》的翻譯，譯述了斯大林闡述的俄共（布）十大關于民族問題的理論、原則和政策，也加進了瞿秋白自己的認識和評論。他認為蘇維埃俄國解決民族問題的唯一原則、大政方針是“提攜各幼稚民族越過資本主義時代，而直達于共產主義的建設”；而“從共產黨民族政策上看來，確為世界歷史上開一新紀元。”③他的這篇文章是1920年上海出版《共產黨宣言》中譯本《新青年》譯載《論民族自決權》之后，又一馬列主義民族理論著作的系統論述，完全有理由稱之為中國共產黨民族理論與政策形成、發展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獻。這些是在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前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在國內的初步傳播。
中國共產黨建立后，瞿秋白繼續撰寫了一些論述民族問題的文章，成為我黨早期在民族理論方面較有成就的理論家。他涉及民族理論的重要文章有：《十月革命與弱小民族》（1924年），《列寧主義與中國的國民革命》（1926年），《中國革命之爭論問題》（1927年）等。他分析了資本主義發展在民族問題上造成的兩種趨勢，一是“經濟日益成為世界的而非民族的”，“各民族因之而日益趨于同化各自消滅他的特殊性；這種過程實足以造成將來世界社會主義經濟之物質上的前提”；二是“先進民族壓迫剝削弱小民族”，而使弱小民族“互相聯合的必要，愈益顯露”，“造成將來世界社會主義經濟之精神上的前提”。④他還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民族理論上的重要提法，即民族問題是“黨的程度之測量表”。⑤1924年蔡和森出版《社會進化史》，運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提出的基本原理來研究人類社會的發展，讀摩爾根的學說進行了介紹，因而被譽為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的最早著作。1920年、1923年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有過中文節譯本，1929年6月全譯文在上海出版。
從建黨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結束，共發表中譯列寧著作30多種，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中央蘇區和國統區出版和發表的中譯列寧著作有38種。其間，斯大林所提的著名的民族定義傳入中國。1929年李達《民族問題》一書中，鄧初民在《政治科學大綱》一書中介紹或引用了斯大林的定義，加深了中國共產黨人對民族的理性認識。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的許多重要思想和著作傳入中國，對我黨的民族工作產生了重要影響。應當承認，中國共產黨在民族理論上受蘇俄模式的影響較大，提出了民族自決權和聯邦制等口號。在隨后的長征轉移中，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日益接觸少數民族，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抗戰期間有50余種中譯列寧著作得以出版，包括《論民族自決權》（1938年）和《列寧選集》8卷。1938年11月郭沫若把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翻譯成中文；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也被譯成中文。值得一提的是時任中宣部副部長楊松在延安做了“關于民族殖民地問題講座”，第一次系統闡述了列寧主義的民族理論與殖民地民族解放學說。他的三篇講座《論民族》、《論資本主義時代民族運動與民族問題》、《論帝國主義時代民族運動與民族問題》是1949年前中國共產黨內論述民族理論問題的重要文獻。解放戰爭時期，列寧著作《論民族殖民地問題》傳入我國，斯大林的《論民族問題》1948年由張仲實翻譯出版。
建國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斯大林全集》等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相繼出版，其中有關民族問題的論述也逐漸被收集整理，出版了專門的文集。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民族問題著作選》（中央民族學院，1980年）、《馬克思恩格斯論民族問題》、《列寧論民族問題》、《斯大林論民族問題》、《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論民族問題》（民族出版社1987年10月，1987年12月，1990年4月，1994年7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很多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關民族問題的理論研究也逐漸開展并取得了豐碩成果，發表了相當數量的科研論文和著作，如何潤的《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經典導讀》（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和王炳煜、王力的《馬克思主義民族思想史》（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
二、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在社會發展中經過傳播、積累以及和各國的民族實際相結合，逐步得到發展和應用，不僅促進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自身的發展，更對中國共產黨的民族理論和政策產生了積極影響，對各民族各項社會事業的實際發展產生了歷史深遠的影響和促進作用。
1.在堅持民族平等團結方面。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在民族的平等團結方面比較重視。其民族平等的內涵是：第一，主張和堅持一切民族平等。對一個國家來說，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從世界范圍來說，全世界所有民族都完全平等。第二，主張和堅持各民族在一切權利上完全平等，即不僅在政治權利上、法律上平等，而且在經濟、文化、藝術、科技、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各個方面完全平等。第三，要求消滅剝削階級，實現徹底的民族平等。第四，既要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更要實現事實上的民族平等，特別是大民族為了共同發展的目標，要幫助后進的弱小民族獲得平等權利。在民族團結方面，馬克思曾說過，要使各民族真正團結起來，他們就必須有共同的利益。⑥民族團結是一個歷史范疇，它是民族與民族之間在互動中的認同和整合關系。民族團結包含三層含義：第一，民族團結是一個歷史范疇；第二，民族團結是民族與民族在互動中的認同；第三，民族團結的實質是一個民族之間的整合關系。
中國共產黨人圍繞民族平等團結，在理論和實踐上進行了不斷探索和發展，取得了重要成果。毛澤東思想關于民族平等的理論主要致力于推翻民族壓迫剝削制度，實現各民族政治上平等，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當家作主；他提出了民族團結的重要性，民族團結的基礎、條件、實質、目標和民族內部團結與民族之間團結的關系，民族團結與反對民族主義的關系的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到1982年黨和國家在憲法中重申了民族平等的原則，把民族平等載入了民族區域自治法，并貫穿于其他各項法律法規之中。而且，為保障少數民族各方面的合法權益，國家對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自由等方面，也作出了專門的政策規定。可以說，改革開放初期，黨的民族平等政策在各方面都逐步得到貫徹落實。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的論述是對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極大豐富和重要理論突破。實踐充分證明，我們黨在民族平等團結理論和政策上取得的重要成果，為推進我國民族平等團結進步事業提供了堅實保障，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向前發展。
2.在民族區域自治方面。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有關民族自決（自治）的論述（特別是列寧主義中的一些論述）對中國共產黨制定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有較大的啟示。馬克思主義提出解決民族問題的政治方式有自決權、聯邦權和民族區域自治。多民族國家基本上沒有采取自決權的政治方式解決反帝、反民族壓迫勝利后的國內民族問題。蘇聯在十月革命勝利后采用聯邦制的形式解決民族問題，中國共產黨沒有照搬現成的模式，而是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我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慎重地選擇民族區域自治作為我國的基本國策。它不僅符合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也符合維護民族團結、國家統一以及各民族共同發展繁榮的現實利益，使之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幾代領導人都對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做了重要的論述，闡明了民族區域自治在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重要成果。
3.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方面。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中國化，是一個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發展與創新過程。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開始，中國共產黨就逐步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民族問題的實踐相結合，走出了一條以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主體的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成功之路；新中國建立以后，尤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的民族理論和政策又根據實踐的發展不斷完善，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從階級斗爭學說向科學發展觀的跨越。⑦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偉大社會主義革命和建沒實踐為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提供了廣闊的歷史舞臺和豐富的實踐內容，開啟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雙向互動的歷史進程，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民族識別、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民族統一、民族解放理論的中國化，促進了我國各民族的共同發展與繁榮。⑧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觀闡述的“十二條”，可以更為清晰地理解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創新體系的價值和意義，是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引入新境界的標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