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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權還是集權?

【摘 要】 中國企業的效率問題一直備受業界關注,本文通過調查問卷,展現了中國企業授權與激勵的現狀。調查發現,企業人事權、經營管理權授權的程度與地區、產權結構有關,企業的激勵制度主要還是作為授權的補償,而不是從成本考慮的。
  【關鍵詞】 授權; 激勵; 分權化
  
  一、引言
  
  分權和集權兩種管理模式的選擇一直是企業管理的難題。近年來,分權管理模式受到理論和實務界更多的重視。然而分權模式下,企業同樣存在相關的管理成本,如果沒有適當的激勵和控制措施相配合的話,就可能造成分權模式的失控。因此,授權制度與激勵制度就成為管理控制系統設計的重中之重。目前,我國對兩者之間關系的研究還比較薄弱,而中國企業組織的效率問題已成為影響企業績效和企業改革進一步深入的重要問題。
  奧地利學派的F.A.哈耶克(1945)首先提出組織效率取決于決策權和對于決策權起支撐作用的知識之間匹配程度的觀點。現實生活中,企業存在著知識與決策權不匹配的問題,哈耶克認為有兩種途徑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一是將知識傳遞給具有決策權的人(集權過程);二是將決策權傳遞給具有知識的人(分權過程)。根據哈耶克的理論,可以從知識水平角度來分析和研究中國企業的效率問題。要改善企業績效,就必須提高企業的知識水平。決策權配置方式的不同會影響到企業的知識水平,進而影響到企業的績效。決策可以由企業的經營者做出,也可以由經營者協調各業務部門或知識單元的決策而形成,即決策權的配置可以采取集權和分權兩種方式,兩種配置方式下企業的組織效率存在差異。
  目前國內學者有關企業決策權配置方式的規范研究較多,但關于我國企業決策權配置現狀的研究卻廖廖無幾,對于國內企業決策權配置方式的研究,不僅能夠揭開企業授權的面紗,同樣對于理論研究也將有更好的反饋和促進作用。
  哈耶克曾經說過:“經濟問題的產生,總是而且僅僅是因為情況發生了變化(Hayek,1945)。”目前中國企業正面臨著這樣的情況,首先,市場需求環境表現出多品種少批量和速度經濟①兩大特征。多品種少批量的市場需求使需求信息量大增,信息轉移成本上升。但信息集中處理有一定難度,從而產生了分權的傾向。速度經濟強調提高服務速度增加顧客效用,這種趨勢正越來越明顯,從而成為促進企業組織分權的重要因素。其次,信息傳播技術的進步對企業組織集權、分權程度也產生了影響。改進知識傳遞技術,使得專門知識有效地從較低層次向上傳送更加容易,這是一個集權化的過程。(芮明杰、陳守明,1999)。
  
  中國的改革開放正處在關鍵時期,建設創新型國家包括很多方面,其中管理創新直接關系到企業素質和競爭力的提升。為了對中國企業管理創新進程有所了解,南京大學和美國圣地亞哥州立大學會計學者聯合設計了本次“企業管理會計創新的現狀與趨勢——對高層管理人員”的調查問卷,調查對象僅限于中國境內大中型企業的高層管理者和高級財務人員。通過本次調查主要展示中國企業在戰略成本管理、管理決策、業績考核、作業成本法、客戶會計等方面的運用情況,并揭示不同地區、行業、規模、產權結構企業在以上幾個方面的區別,本文就其中的授權與激勵問題展開研究。
  
  二、中國企業的調查研究
  
  問卷調查有兩個主要方面涉及授權管理有關問題,一方面是對企業決策權的來源調查,即主要決策制定者是政府或組織部門、上級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本公司管理層或者是基層領導或職代會,反饋者可以在這些來源中選擇一個或幾個;另一方面是不同決策問題的授權情況,涉及的決策問題主要分為人事決策權和經營管理權,其中人事權包括公司高層領導任命及工資福利決策權來源情況、本公司中層領導任命及工資福利來源情況和本公司員工聘任及工資福利決策權來源情況;經營管理權包括組織生產經營活動決策權來源情況、組織內業績評價制度設計和實施決策權來源情況、公司戰略的確定和實施決策權來源情況三個方面。
  (一)決策權來源總體情況
  收到反饋問卷257份,經過篩選、甄別,最后有效問卷221份,總體情況如表1。
  
  表1顯示:
  1.政府在員工聘任及工資福利、生產經營活動、業績評價制度設計和實施三項的頻數都為零。從這一點上可以認為政府在這幾個方面對企業幾乎沒有干預。高層的任命及工資福利方面,認為政府是決策權來源的頻數為19,占到所有樣本的8.6%,從總體上看,政府對于公司運營的影響不是很大。
  2.認為董事會與管理層是決策權來源的百分比除了在高層任命與福利上,在其他各項上的比例都占到了85%以上,占據了各種決策權來源的絕大部分。可見董事會與管理層目前是企業運營活動的主要決策制定者,在企業的運營過程中起主導作用。
3.基層領導在員工任命及工資福利、生產經營活動和業績評價制度設計實施三個方面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說明企業決策權正在不斷下放。
  (二)不同因素對決策權來源的影響
  為研究組織集權或分權的程度,將企業決策權的不同來源分別予以計分:分數越高,代表企業的分權化程度越高。對于同一個決策權來源于幾項的,將幾項分值的加權平均數作為分權化程度指數。為研究不同的因素對決策權來源的影響,將樣本分別按照地區、規模、產權結構、制造業與非制造業和高科技行業與傳統行業等進行分類。(見表2)
  表2顯示:
  1.高層任命的分權化程度在不同地區、規模和產權機構的企業中具有顯著性差異。顯著性水平分別為0.003**、0.011**、0.000**,說明不同地區、規模和產權結構的企業分權化程度具有顯著性差異。對此,不同地區、規模和產權結構的企業分權化程度的均值和標準差的計算結果顯示:一是高層任命及工資福利的分權化程度:東南沿海地區(0.38)要高于東北部(-0.26)和中西部(-0.35),中西部的決策權高層來源分權化程度最低。二是企業規模越大,高層任命的分權化程度越低。三是民營企業高層的任命及工資福利的分權化程度最高;外資企業次之;國有企業的分權程度最低,上市公司的分權程度要稍微高于國有企業的分權程度。
  2.不同地區企業分權化程度具有顯著性差異,除了上文提到的高層任命及工資福利的決策權來源有顯著性差異之外,員工聘任及工資福利、業績評價制度設計實施和戰略制定實施在不同地區有顯著性的差異,顯著性差異水平分別為0.002**、0.000**和0.014*。不同地區三項決策權來源分權化程度均值顯示:一是東南沿海地區員工聘任及工資福利決策權來源的分權化程度(1.98)要高于樣本總體的分權化程度平均水平(1.91),中西部地區的分權化程度最低(1.50);二是業績評價制度設計和實施方面領域的研究發現,東南沿海地區業績評價制度設計和實施的分權化程度(1.89)要高于東北部(1.31)與中西部(1.15);三是戰略的制定和實施方面,東南沿海地區分權化程度(1.03)最高,中西部地區分權化程度(0.70)要高于東北部地區(0.46)。
  由于企業面臨的環境千差萬別,集權分權的情況也存在很大差異,不同地區企業分權化程度必然存在差異。東南沿海地區開放較早,市場更加成熟、更具挑戰性,存在更多不確定性,速度經濟對企業的影響就更為顯著,企業更有分權的動機,因此,東南沿海地區在員工、評價、戰略三個方面分權化程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區和東北部地區。
  3.除了上述的兩點之外,筆者還發現不同產權結構的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決策權來源的分權化程度也有顯著性差異。顯著性水平為0.019*。各種不同產權結構的企業分權化程度的從大到小排序為:民營企業(2.05)>國有企業(1.83)>外資企業(1.63)>上市公司(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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