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比較目的
1、通過比較分析，可以明確兩國會計準則的制定機構、制定程序、制定方法以及準則內容等方面的相同點和不同點，為制定我國的具體會計準則提供權衡和決策的依據。
2、通過比較分析，可以加深對美國的會計準則的了解，有利于我國在會計準則的國際接軌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3、通過比較分析，可以拓展我們的思路，提高我國會計理論的研究水平，并進一步推動我國會計向國際化發展。
二、中美具體會計準則制定全過程的比較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在制定會計準則的過程中，遵循了“充分程序”。從準則立項開始，一直到準則的最后發布，全過程都處于“攝像機的監督之下”。即準則制定過程的所有會議都對外公開。相比之下，我國準則的形成過程就比較隱蔽一些。盡管在準則的立項階段，社會各界、特別是咨詢組成的成員，可以提出意見，但由于我國處于準則制定的準備階段，需要制定的準則很多，加上人力和財力的限制，對準則的制定，計劃沒有定期公開。
1、從具體會計準則制定的計劃性來看。中國的具體會計準則的出臺是與證券市場的危機聯系在一起的，是“救火式”、“亡羊補牢”的準則。沒有證券市場的危機，這些準則就不會出臺。由于證券市場危機對準則的需求，使得準則的出臺具有時間上的緊迫性和倉促性。例如，1996年初，瓊民源利用關聯交易虛增收入5.66億，虛增利潤5.4億，虛增資本公積6.57億，當中國政監會進行查處時，沒有相應的準則和制度規范關聯交易。正是這樣一個背景下，中國政監會通過與財政部聯系，使得關聯交易準則得以出臺。
相比之下，美國的FASB從成立起，就設有專門機構擬訂長期工作計劃，不再“救火式”的工作。同時，還隨時與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等機構溝通，根據實際需要修訂計劃，對環境變化產生的新問題給予足夠的重視；在理論研究上，發表了一系列的概念結構框架，作為評價和修訂已有的會計準則、制定新會計準則的理論依據。FASB還通過會計準則咨詢委員會等渠道，收集財務會計計量和報告等方面的問題，進行甄別、篩選，列入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工作日程表。
2、準則的研究和準則階段的比較。在準則的研究和比較階段，可以不必過分的強調公開性。但是，研究和準則階段的公開性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和決定了下一階段所起草的研究報告、準則草稿的質量和對某些問題的傾向性處理。因此，在美國，各個利益集團往往通過對研究和準備階段的“合理”干預（這一干預主要是通過各種不同的理論來達到目的）、影響、左右起草小組的思維，從而達到自己的目的。可以說，研究和準備階段的公開性不僅有利于社會各界較早的關注、參與到準則制定中來，也能讓社會各界充分了解準則可能帶來的影響，進而判明自己是否采取必要的行動，干涉準則的制定。相比之下，我國在研究和準備階段的公開性不足，各界參與博弈的熱情和能力也不夠，所以，會計準則的屬性更多的表現為一種政治程序。
3、準備起草階段的比較。在起草階段，一般要先擬一份研究報告或稱討論備忘錄。它應列出各種可行的理論和可行的方案，向社會各界發放，以盡可能取得一些傾向性的意見，以便于下一步制定準則時明確對具體問題的處理方案。在互聯網發達的今天，可以通過互聯網向外界傳送。美國FASB征求意見的全文放在互聯網的主頁中，人人都可以免費下載。相比之下，我國已征求意見的具體準則有30多份，但尚未見一份向社會公開提供的討論備忘錄。退一步說，就是有一份向社會公開提供的討論備忘錄，社會各界積極參與的熱情又有多大呢？就算是參與了，所起的作用又有多大呢？
4、對準則的擬定和征求意見階段的比較。在準則的擬定和征求意見階段，我國和美國是相似的。我國提供行政部門一級級地向下傳達具體準則的征求意見稿，要求地方各級機構組織討論。征求意見的都在二個月以上。
5、對準則發布階段的比較。在經過反復征求意見的基礎上，最后決定要不要發布準則及怎樣發布準則的問題上。美國的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以七位成員的最后投票表決為最終依據。最早的準則需要至少五票贊成才能通過，中間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改為4：3的制度，進入90年代以后，又恢復了5：2的制度。并且，幾乎每一份準則最后都要說明表決情況，投反對票的委員的反對意見也附在準則的后面。相比之下， 我國會計準則的核心小組成員是由會計司領導和各處的負責人組成的，年度準則的立項需要報部領導的批準，最后是否發布某一具體準則，則取決于核心小組和司領導的意見。
6、對具體準則制定主體的比較。美國的會計準則的演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06年以前為經營者獨享會計準則的制定權時期，第二階段（1906～1933）為經營者與政府共享會計準則的制定權，第三階段（1933年至今）為政府享有一般會計準則的最終制定權。準則的制定表現為多種勢力的博弈的結果。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由四個委員組成，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準則制定需要經過充分的博弈，但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保留了監督權和最終否決權。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權利是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授予的，因此，美國財務會計委員會準則委員會（FASB）不得不盡可能的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溝通，并在一些主要問題上聽取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意見。可見，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從成立之日起就不是一個真正的民間組織，它必須從總體上服從政府機構的要求。發展到當代，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等政府部門在準則制定過程中的社會角色越來越重要。可以說，強大的會計職業界和同樣強大的證券市場及其管理部門是形成美國會計準則指定的兩極權威的主要原因。
相比之下，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機構是財政部門會計司下的會計準則委員會，它是一個典型的政府機構。同時，財政部又是大多數國有企業的主要部門，而會計司又是財政部的職能部門，會計準則指定的主要活動都征得財政部高層官員的批準和認可，1997年起各項具體準則的最終出臺，實際上有賴于中國證監會的支持和配合。中國證監會是模仿美國SEC的運作方式成立的一個半官方機構，它具有對公司上市的日常管理權，包括指定上市公司應與披露的信息和信息披露應當遵循的標準。事實上，只要中國證監會愿意，它自己制定一套上市公司遵守的會計準則是完全可行的。當然，中國證監會最終能否自己指定會計準則，還取決于一些因素如：準則制定費用的分攤、準則制定與發布的利益預期，中國證監會自己人員的充足以及外部干預的程度等等。
三、通過比較發現的我國會計準則制定中存在的問題和解決辦法
通常認為，會計準則具有三種屬性：技術手段論、具有經濟后果的行為規范論和政治程序論。正是由于會計準則具有不同的屬性，才使得會計準則指定表現為一個具有多種勢力、因素的博弈的目的，政治化程序屬性表現為一種為實現政治目的的博弈手段。我國具體會計準則的制定起步較晚，是在相當困難的情況下，在借鑒和創新的基礎上形成的，它體現了中國特色和國際慣例接軌的思想。因為準則形成的會計環境和社會環境尚不健全，加上時間上的倉促，所以，準則的弊端便暴露出來：
1、博弈的動因不足。就經濟后果而言，西方各國的企業界積極參與、干涉準則的制定，利益驅動是深層的原因。因為這些國家的私有化程度高，準則盡管一般不會加重企業的稅收，但準則可以影響到企業財務報表所反映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從而影響企業在資本市場的形象。相比之下，我國到目前為止，大部分企業仍然是國有企業。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處于起步階段。企業利益的最終承受體仍然是國家，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缺乏游說的動力。從準則的技術屬性而言，從事會計工作的人員素質普遍不高，缺乏充分博弈的能力，缺乏參與博弈的意識。從政治化程度的屬性而言，我國準則體現政府的目的過多，強權博弈表現突出，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我國現行準則是政府的一種制度安排，是流于形式的博弈。
2、博弈的機制不健全。①準則的制定者代表性不足。會計準則是會計理論通往會計實務的橋梁，這就決定了準則的制定既需要有理論界的代表，又需要有實務界的代表參與。準則的制定人員應該是各種利益群體的代表。我國準則制定人員代表性的缺乏，主要體現在其所代表的利益主題的單一性。從目前來看，無論是起草小組或核心小組的成員，幾乎全是技術性的政府官員。他們僅僅是基于政府機構以及基于國有資本所有者的利益代表。然而，我國的經濟成分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經濟。國有資本所有者僅是企業利益相關者之一，與企業的其他投資者和債權人處于平等的地位。隨著公司制改造的進行和政權市場的發展，股權的社會化程度得到提高，出現了眾多的公眾持股人，如果他們的利益在準則中不能得到應有的重視和考慮，那么企業就有可能采用違法的方式去實現他們的利益目的。近年來出現的會計信息失真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會計準則制定者的代表性不足的必然結果。②準則制定機構缺乏獨立性。在我國，準則的制定機構為財政部會計司，準則指定機構的這種官方身份可能產生對各方利益顧及不周的弊端。事實上，我國準則表現的種種官方安排未經博弈的結果，很難說與這種博弈機制無關。在這種機制下，征求的意見難以得到重視。這種機制雖然節約了談判成本和交易成本，卻極大的提高了運行成本和監督成本。
3、約束力不夠，準則表現的合作博弈性受到質疑。會計準則作為一種公共契約，也作為政府宏觀制度的一部分，具有約束力，表現為合作博弈。但由于我國會計環境尚不健全，也由于準則制定的強權博弈官方安排，許多利益集團的利益沒有得到反映，導致有意歪曲會計信息，這又產生了道德風險。
筆者認為，準則的制定過程是一種由多方的利益集團參與的博弈過程，要使博弈充分，需要有強烈的博弈動因；要使其結果公平，需要有健全的博弈機制。另外，會計準則的制定是一個多次博弈的結果。一輪博弈結束之后，博弈便達到了暫時的納什均衡，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變遷，會再次引起政府和市場主體之間的博弈，其結果是達到新的納什均衡。經過多次的演進，會計準則不斷得到發展和完善，最終趨向于帕累托最優的狀態。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尚處于博弈的初級階段，離納什均衡還有一定的距離。
